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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之后发表的日记资料

【编者按：1935年6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这也是他此生唯一一次到访苏联。在访问过程中，他两次见到了斯大林：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宫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待，另一次是在高尔基家中共进晚餐。

下面这篇史料，是罗曼·罗兰1935年6月28日接受斯大林接待后所写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出，罗曼·罗兰对斯大林的某些做法，例如严刑峻法和个人崇拜有着不解和不满，但此时他对苏联的态度还是基本肯定的。正如他在另一篇日记中所说：“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无论谁是她的首脑。我谴责对个别人的盲目崇拜，无论是对斯大林、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

访问莫斯科的行程是罗曼·罗兰生平中的重要一页，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次非常勇敢的政治活动。这段经历对于罗曼·罗兰一生的思想演变，以及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形成，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6月28日 星期五

下午预定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整个上午我都在思考，将对他说什么。

4点阿罗谢夫来接我们，接玛莎和我。经过长长的走廊和无数里面坐着秘书的房间，我们——一共3人——被带进斯大林的办公室。办公室位于面向克里姆林宫院子的大楼上层，大楼旁边安放着从拿破仑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在他从俄罗斯撤退时缴获的大炮）。

谈话于4点10分开始，于5点50分结束。要不是我怕滥用靳大林的耐心，谈话本可以继续延长。谈话期间，吹来的阵风使窗子发出砰砰的碰击声。

斯大林不像自己在画像上的形象。无论怎么想象，他既不是高个子，也不是矮胖子。相对说来身材矮小，面且很瘦。他的粗硬的黑头发已开始发白。最近一两年来，他大概变老了。但 他的目光依然率直而刚毅，他的笑容依然令人不解。这神笑容可能时而亲切，时而深沉，时而淡漠，时而温厚，时面坚定，时而嘲弄，时而显得愿意快乐一阵。在所有情况下，他都能保持完全的自制力。他说话时不提高嗓音，音色不知怎么带有鼻音，同时尖而刺耳（人们告诉我，这是格鲁吉亚口音），说话时作很大的停顿，以便来得及考虑一切。他的听要比说做得更好，他在听时为自己记下我的谈话的要点，用红蓝铅笔在纸上写下潦草的字迹。 （可惜的是，我没有向他索要这张纸。）

我们在一张大桌子旁坐下：他坐在我们之间，我在他的右边，阿罗谢夫在他的左边，玛莎在我的旁边。阿罗谢夫想要参加谈话，声称将充当翻译（斯大林与其他所有人民委员一样，不会说、也不懂法语），但他的法语远不是完美无缺的，玛莎则尽可能地纠正他。

在最初的问候后（对我来说是十分引以为荣的问候），斯大林把首先说话的权利赋予我，我照办了。他没有打断我的说话，听了20分钟。

我的谈话如下：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接见我。也许您已猜到，您的名字和您个人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意识到正是您处在新世界的这个我们为之自豪和寄予希望的伟大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这会给在西方的我们增添什么样的力量和信心。我幸福地握了您的手，并想说，在您的国家，对我表示的关注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您邀请我在您的别墅休息。”

（对我上面所述的事情，斯大林指出，别墅不是他的，他没有任何别墅，而邀请出自人民委员会，即出自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他，他们把莫斯科近郊的国家别墅之一提供给我使用，来到莫斯科的客人都在那些别墅中休息。）

我继续说：

“现在，如果您允许，我想和您谈谈，无论是作为苏联的老朋友和同路人，还是作为西方关注你们的国家的代表，作为青年和同情你们的法国人的代理人。

“您知道，苏联在西方很多人的眼里是什么。他们朦胧地想象你们的国家，但你们的国家体现着他们的希望和理想，形形色色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希望和理想。在震惊西方的深刻的经济和道德危机的形势下，他们正在期待苏联为他们指出道路的方向，确立主要的目标，澄清他们的疑惑。

“当然，很难满足这种期待。苏联有其自己的任务——建设和国防方面的巨大工作，而国家应该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因为苏联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的事业做出榜样。你们的国家正在开辟道路，证明自己忠于所选择的方向。但苏联仍然不能推卸当代世界形势所赋予的责任，一种帮助其他信任你们的国家的‘帝国的’义务。光说说贝多芬的著名格言‘人啊， 自己救自己吧！’是不够的，必须提供帮助，充当谋士。

“■为了胜任这项任务，必须考虑每个国家的禀性和意识形态的特点——现在我将只说法国。不了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或者无动于衷地对待这种意识形态，可能引起——而且有时正 在引起——严重误解。

“不必期望法国舆论界、甚至是同情你们的奥论界具有苏联公民所如此习以为常的思维辩证法。根据其禀性，法国人是头脑简单的好说教者和空谈家，而不是实践家。如果想使他信服， 别忘了这一点。法国人民的大多数习惯于议论。必须耐心地对他们说明所做事悄的原因。

“如果允许，我想指出，在苏联，很少关心向外国朋友解释某些行为的原因。当然，在这些行为中存在自己的逻辑，公正的和不可改变的逻辑。但是，政治家们似乎对揭示这种逻辑不感兴趣。依我看，这是严重的错误，结果可能出现——而且正在出现——对某些行为的不正确的或者显然是错误的解释，这种解释正在使西方许多同情者感到疑惑。而且，正是因为我本人最近在法国成了这种疑惑的见证人，我应该向您报告这一点。

“您回答我说，持同情态度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在于说明这些原因。我们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首先是因为我们信息不通：我们没有用于说服和说明的必要资料。

“我觉得，应该在西方建立法苏思想相互谅解中心，有点类似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但政治目标更明确。由于没有这么做，不理解正在日积月累，而且，在苏联的派遗机构中，包括大使馆，没有一个因为需要克服这种不理解而感到不安。也许这些人认为,怀疑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消失。但怀疑没有消失。怀疑正在加深。为了消除怀疑，应该一出现不理解就采取行动。 我希望您注意，对法国舆论必须采取与对待苏联舆论不同的方法。

“以下是几个例子。

“苏联政府按照法院的判决和决定，或者按照不同于公认的司法实践的特别法律作出某些决议，这是苏联政府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这些判决往往引起很大反响，判决的对象成为普遍注意的对象：出于这样或那祥的原因，国外舆论对他们显示出高于正常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避免意见分歧。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

“您坚决地制止反基洛夫阴谋的所有参与者，这是百倍地正确的。但是，在粉碎阴谋者时，请在欧洲舆论和世界舆论面前，公开提出对他们的不容置辩的、证明被判决者有罪的公诉！

“作家维克托·塞尔日被流放到奥伦堡3年。这是一件次要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两年的时间里，谁都不去阻止，以致这件事在欧洲被夸大到吓人的程度？为什么不明白，对这件事 的言过其实的或者虚假的解释会导致何种不满？为什么不是从一开始起就在法国舆论界面前说明塞尔日有罪的理由，或者证明有关他的遭遇的传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听任伤口化脓，既然能立即把刺拔出？我把这个例子作为典型现象。我本人与塞尔日不认识。我只是他的一些朋友的朋友。我保持完全的客观态度。但我坚决认为，在一个经历过卡拉斯案件和德雷福斯事件的国家中，允许一个被放逐者进入公众注意的中心并成为要求恢复公正的对象，这是非常危险的。

“还有一件与上面所说的不一样的事：不久前，在你们国家颁布了关于惩处自12岁起的儿童的法律。法律的条文不很清楚，但甚至已知的条文也给人难受的印象。如果我理解得不错， 儿童面临死刑的威胁。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动机，你们希望使那些以前不能被追究责任的人，尤其是使那些把儿童作为犯罪帮凶的人感到害怕。但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这一点。人们担心， 法律已经生效，而儿童可能成为城市当局滥用法律的牺牲品，城市当局会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们的生命。这可能引起广泛的抗议浪潮。必须在抗议浪潮没有兴起时预先防止。别忘了意识形态对西方人感情的影响！对事件的情绪性评价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这种评价即使对意向坚定的政府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但对软弱和不坚定的政府却有强大影响，而这样的政府为数不少。

“现在开始谈当今最重要的问题，谈战争与和平以及共产党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在法国，早已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前年我就已提醒巴比塞以及自己在《人道报》中的朋友，让他 们注意防止起因中不考虑当代现实的反战运动的危险（我想指出，在说这个问题时，我所持的是客观的观点，也就是说，所持的与其说是自己的观点，不如说是他们的观点，因为很久以来我就是在国际冲突中运用武力的拥护者）我觉得，他们看不到各种战争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战争可能爆发，他们必须公开确定在某种形势下将不得不采取的立场。如果我的理解无误，苏联根据自己的理想，需要和平，也向往和平。但你们的立场不能被看成是和平主义的。必须区分手段与真实目的。我们的诞生于1932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反战大会的运动不能做到的正是这一点。正是现在，公众迷失了方向：不仅是和平主义者，还有苏联在法国的持社会主义观点、同情共产党人的朋友。公众对苏联与法国帝国主义民主政府建立政治密切关系和军事联盟的事实感到困惑莫解。这引起人心的慌乱。必须阐明辩证法和革命策略的重大问题。而且，最好是尽可能真诚和坦率地这么做。”

到这儿我中止了说话，虽然尚未说完事先打算说的话。我对斯大林说：“我想对您说的主要就是这些。请原谅，我说了那么久。”

斯大林回答说，他很愉快地听取了我的发言。随后他也开始发言。

他说：“您是否允许我回答你的所有问题？”

接着，他看着自己的红蓝两色的潦草字迹和线条，开始说话，但不是按照提出问题时的次序，而是根据自己所关心的事情的思路。也许，我没有十分准确地转述斯大林的答复的次序，我 是根据记忆写的。至于斯大林的议论的准确次序，则它保存在所附的官方记录中。

完全而绝对的朴实，坦率，诚实。他并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他说：“也许，我们错了。”看来，始终准备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如有必要，通过经验使问题变得更明确，让问题接受经验的检验。

他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白。关于在基洛夫被谋杀后匆匆处决上百人，他说，这么做超出了法制和道德的范围，也许，甚至是个政治错误，但“我们受到感情的支配”。这上百人“没有直接参与谋杀基洛夫”，但仍然是德国、波兰、立陶宛（或者拉脱维亚？）的秘密奸细。必须惩处，杀鸡吓猴。而且我们决定不给这些凶手（其中许多人傲慢地吹嘘自己的杀人愿望）在诉讼过程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他们可能把出庭当作讲坛……”

接着，他补充说: ■“我们很不愿意判罪，处决。这是肮脏的事情。最好处身于政治之外，使自己的双手保持纯洁。但是，如果我们想解放被奴役的人们，我们就没有权利留在政治之外。既然同意从事政治，你所做的一切就已经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只是为了国家；国家要求我们变得残酷无情。”

斯大林说：“我们不得不不仅考虑苏联的外国朋友的意见，而且考虑我们本国同志的意见，外国朋友指责我们残忍，国内同志则指责我们过于姑息。我们把死刑事件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暗杀基洛夫的同谋者，那些知道阴谋、纵容阴谋、希望这次谋杀、但没有积极参与谋杀的人，诸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们认为有可能不判处死刑。而我们的苏联同志对此感 到气愤。”

关于惩处未成年罪犯的法律，他说：“是的！这在西方不可能解释。”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周围的资本主义地区的敌人不知疲倦。他们到处渗透，把自己的奸细派入家庭和教堂藏身，把仇恨传播给妇女和儿童。事实本身作了说明：不久前我们得知，几个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年轻妇女得以顺利地钻入党的领导人周围，为的是毒死他们。”（斯大林没有更明确地说明，所说的是谁，但我不久前得知，这个故事涉及的是他本人。一个图书馆馆员，一个没有引起怀疑的妇女，在企图毒死他时被抓住——这是由于人民委员叶努基泽的粗心大意而发生的。“敌人怂恿这些妇女犯罪，而这些妇女想象自己是夏洛特?科黛。儿童的情况更精糕。到处出现15人左右的地下少年匪帮；他们联合起来，用刀子作武器，为的是杀死‘先进分子’——优秀的男孩和女孩 （而且不是出于政治原因，纯悴是因为这些‘先进分子’是好学生）。教唆他们的是领取我们敌人的报酬的成年人。他们杀人，强奸少女，迫使她们成为妓女，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事情。就在不久前我们才得知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杀死了某个少女，突然暴露了两三年前的事实。政治上应办的事情耗费了我们过多的精力，”斯大林继续说，“我们关心的是集体农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够……当我们知道时，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怎么办？要彻底铲除这些匪徒，我们需要两三年时间。我们一定能达到 目的。但为此必须使人畏惧。■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威吓自12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事实上我们没有运用这项法律。但愿将来也不会运用它。当 然，我们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将会失去必需的效果，恫吓的效果。不过，已下达了不公开的命令，只是严厉追究怂恿儿童犯罪的成年人。对他们我们将毫不留精……”

（听着妇女和儿童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西方所遗忘了那个事实：布尔什维克仍面临与残忍的、野蛮的、陈旧的俄罗斯的长期斗争。）

至于苏联总的政策问题，斯大林否认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发号施令的可能。他说：“我们完全意识到不同国家的特点和情况的差别。我们没有力量控制它们。这么做会导致一系列不可避 免的错误。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曾是德国社会党人的学生。如果我们在战时和战后仿效我们的老师，那会发生什么？必须让每个国家的党独立作出决定。”

关于战争和政治联盟问题，斯大林说必须指出，存在两种义务：国家的义务和党的义务。苏维埃国家应该努力与共和制的法国结盟;如果这种联盟得以实现，这应该建立在真诚的基础 之上。双方都应该武装起来，并准备相互帮助。否则谁需要这种联盟？随着法西斯主义的上台，欧洲社会力量的分布发生了变化。法西斯主义——这是一切自由、一切前进可能性的终结。它迫使共产党人在目前仍有某种自由和行动可能性的时候，暂时与西方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联合……但是，如果法西斯主义得不到这种力量，我们就会让它们全都见鬼去！”

“法国共产党，”斯大林继续说，“不应该因此而停止对资本主义的国内斗争。如果希特勒分子得以挑起战争，共产党人将奔赴前线，并且将向希特勒分子开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回来时向政府表示自己的意愿。至于工厂和仓库中的无休止的暗中破坏，则决不允许这么做！共产主义理论从来不把这种行为当作武器。十月共产主义革命没有毁坏一个工厂；它占有了工厂。”

斯大林笑着说：“托洛茨基先生装作似乎忘记了党章的一条，这一条文说：共产主义国家可以与任何资本主义同家结盟……他忘记了这一点……不过，这一条文已被取消。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写入章程，”他继续说，“当形势需要这么做时，我们将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条文，这就够了。”

接着他问，我是否对他的答复感到满意，我是否想再提什么问题。

我答道：“还想谈谈另一些题目，更愉快的和令人高兴的题目：例如，有关新人道主义的问题使我很感兴趣，是您，斯大林同志宣布了新人道主义。在您不久前的发言中，有一段听起来非常好的话，就是■‘世间一切资源中，最可宝贵和最决定性的是人——新人和他所创造的新文化。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伟大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新道路那样，如此迅速地使全世界的意识倾向革命——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乃是全世界意识力量的综合。马克思和恩格斯遗产的哲学部分的特点是革新和创造的性质，直到最近，这个部分在西方才最低限度地为人所知，而正是这个部分，才能对像我们这样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民产生最强大的影响。”

斯大林作了回答。他感到满意的是，我引用了他不久前的发言以及有关尊重人的话。他开玩笑地再次问我：■“这么说您喜欢这种说法？……可我们的许多同志反对。300年来已习惯于 挨打，于是说：‘为什么尊重我们？用不着尊重我们！’”

斯大林回到有关新人道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问题上，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说了一些非常好的、亲切的、令人信服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帮助人挣脱必然性的束缚并获得自由。充分的个性——这是主要目的。而且，他建议我读一 下《反杜林论》。

谈话本可以继续下去，要不是我做了一个轻微动作，表示想站起来，因为我不好意思这么长久地留住他。斯大林站了起来。 我对他表示感谢。斯大林不喜欢被人夸奖或感谢。关于这一点他嘲讽地说，表示感谢看来就像是料不到他会这么做。他建议我们再次见面。“在高尔基那儿如何?”“很高兴。”

克里姆林宫的摄影师被叫了来，他替我们拍了四五张照片。

告别。

谈话持续了1小时40分钟。阿罗谢夫受托记录谈话，并为我们制作副本。

（以上史料摘自罗曼·罗兰著、夏伯铭译《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