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卢 比 孔 河
文/湯安
入主山巅忌秽腥，庙堂之害祸无涯
平吴霸越欣何在，吊古伤今悔可嗟
半世勾心鸥鹭散，意图监控粉脂残
独裁恺撒终身后，卢比孔河秽复加
注释：秽字重。恺撒过卢比孔河典故及冷战时期卢比孔河成为监听世界的代号(本诗主题)见下面转载文内介绍。这里略微补充一下事件之前的背景和发生过程。
古罗马记载，罗马王政时期最后一任国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的儿子强 暴了一位美丽的贵族妇女卢克丽霞，造成此妇女自杀，后者亲戚布鲁图斯因此起兵反抗王政要求推翻国王。前511年卢修斯兵败下野并被流放，罗马王政时代自此结束，罗马共和国正式成立。与王权制的国王采取终身任期的独裁统治不同，罗马共和废除终身制，政权由执政官、元老院及人民大会三权分立。掌握国家实权的元老院由贵族组成。执政官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最高行政权力。部族大会由平民和贵族构成，议会领袖称首席元老，七年为一期，一人至终身为止最多做三期，由平民大会选出。
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27年(或者前44年，详见后)，罗马进入了共和国时代，独裁王权的观念被摒弃，在这四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排除在罗马的政治体制之外。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是执政官，执政官由百人议会每年从贵族中选出两名来掌握国家权力，两名执政官权力相等，和平时期的任期为一年，执政官有权指挥军队，召集元老院会议和公民大会。遇到战争等紧急事件，可以选出“狄克推多”，意思是大权独揽的独裁官，用来应对危局，独裁官必须由元老院提名，由一名执政官正式任命，任期半年。
有趣的是，这一罗马共和体制的建立起自一个名为布鲁图斯的军官造反推翻王权，它的结束也与一个名为布鲁图斯的共和制拥护者奋力抗击恺撒复辟最终为恺撒复辟的支持者剿灭有关。
古罗马设立独裁官只为非常单纯的紧急决断作用，以应对战机讯息万变紧急情况。因此往往匆匆选出简朴上任，六个月后回归原职。有记载说当元老院任命一位名叫肯奇那图斯的人为独裁官时，他还在农田里干活。当使者向他宣读了元老院的任命后，他才匆匆地穿上妻子给他拿来的长袍，与使者一起离开农田，前往战场。
前49年，担忧越来越显示复辟意图的恺撒坐大，元老院向恺撒发出召还命令，令恺撒回罗马，恺撒回信表示希望延长高卢总督任期，元老院不但拒绝，还发出元老院最终劝告，表示恺撒如果不立刻回罗马，将宣布恺撒为国敌。
此事反而导致恺撒下决心背叛国家，带军团越过国境线上的卢比孔河。罗马法律规定，没有元老院的命令，任何指挥官皆不可私自带领军队渡过卢比孔河，否则就是背叛罗马。拥兵自重的凯撒还是带着第13军团来到卢比孔河。渡河前，凯撒说出了流传后世的一句名言：“Alea iacta est”（也作 ‘Iacta alea est’或是‘alea jacta est’意为“骰子已掷下，没有回头路，只能干下去了"）。恺撒的举动震动庞培以及元老院共和派议员，他们没想到恺撒竟然如此大胆，急忙带着家当逃离意大利半岛。于是，恺撒兵不血刃地开回罗马城，威逼剩余的元老院议员选举他为独裁官并且宣布终生独裁 (公元前44年初)，引发当年春天共和派议员和元老院对恺撒的政变刺杀。
前44年，借口拯救卡雷會戰中被俘虜的九千羅馬士兵，恺撒宣布要去遠征帕提亞。由于世人皆知當時的占卜師說过「只有王者才能征服帕提亞」，此舉更加深共和派議員的不安，認為恺撒終將复辟為一人独裁的王权。二月，在一項典禮上，支持恺撒的執政官安東尼將花環獻給恺撒，並高声稱呼恺撒為王。雖然恺撒半推半就地拒絕，担忧恺撒复辟的反对派感到更為恐懼，於是紧急策劃謀殺恺撒。
参加反对恺撒独裁的刺杀计划约有60多人，为首的是盖乌斯·卡西乌斯、马可斯·布鲁图斯、德基摩斯·布鲁图斯。他們稱自己為罗马解放者（Liberators），這些人在刺殺恺撒前曾和卡西乌斯會面，卡西乌斯告訴他們說恺撒势力雄厚，如果東窗事發他們就只能自殺(事后这些参与者被恺撒的军队和复辟的支持者追杀，纷纷身亡)。
刺杀前的西元前44年三月15日，一群元老叫恺撒到元老院去讀一份陳情書，陳情書是元老寫來要求独裁者恺撒把權力交回議會。可是這封陳情書是用来诱捕恺撒的假信件。當执政官马克·安东尼從一個叫做卡斯卡的解放者那裡聽到这个消息，他趕緊到元老院的階梯上要阻擋恺撒中计。然而這些參與預謀的元老已经在庞培剧院前先一步找到恺撒，并将他領到劇院的東門廊。恺撒在讀這个假的陳情書的時候，卡斯卡把恺撒的红袍外套給拉開(这是事先约定的行刺暗号)然後举刀刺向他脖子。恺撒警覺到卡斯卡的刺杀，轉過身抓住卡斯卡的手，用拉丁語說：「惡人卡斯卡，汝何為？」被嚇到的卡斯卡轉向其他元老，用希臘語說：「兄弟們，快幫我！」（「ἀδελφέ, βοήθει」）。一霎间包括布鲁图斯在内的所有人都拔刀刺向恺撒。恺撒想要脫逃，却因血流太多眼睛看不見而摔倒。最後，這些人在恺撒倒在地上的時候把恺撒殺害。根據史學家尤特羅匹斯（Eutropius）的說法，當時有六十多人举刀共同执行這次刺殺。
在莎士比亞的劇作中，恺撒在元老院就座时，阴谋者全都向他围拢过来。提留斯·辛布尔立即走到恺撒身边，好像要问什么，却乘势抓住他的托迦双肩。此时，恺撒的颈部被卡斯卡的人刺中。恺撒用铁笔戳进卡斯卡手臂，却再次被其刺伤。当他发现四面八方都受到匕刃的攻击，特别是看到自己信任马可斯·布鲁图斯也扑向他的时候，绝望地放弃抵抗，对着马可斯·布鲁图斯用希腊语说一句：「καὶ σὺ τέκνον;」 （吾兒，亦有汝焉？），之后便倒了下去。就这样，恺撒被刺中23刀（其中仅有一处是致命伤），倒在庞培的塑像下，用最後一口氣將罩衫覆面（恺撒所任的終生職神祇官所規定的赴死裝扮法），後气绝身亡。布鲁图斯事后向罗马群众说明行刺的动机，留下一句名言：“我爱凯撒，我更爱罗马”。
行刺事件导致罗马的内战，布鲁图斯在公元前42年的腓立比战役败给了追杀他的安东尼，四面楚歌的布鲁图斯决意按照当初诺言自杀，他叫Strato拿着自己的剑，然后朝剑锋冲去。
再往下就是两千年后，西方老大哥密谋监听监控也过了卢比孔河。
新冠肺炎病毒时间线：
2019年6月，美国发现不明肺炎病人。威斯康辛州的急诊室医生在首次注意到这些病人肺部发白、病人检验图片双肺呈毛玻璃样的损伤疾病的爆发，他们及时提醒了州和联邦卫生官员。
2019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对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美国军事病毒实验室（USAMRIID）开始进行安全检查。
2019年08月08日，美CDC宣布关闭军事病毒实验室。
2019年9月16日下午，俄罗斯神秘病毒实验室爆炸。
2019年10月3日，美国CDC官方公布不明原因肺病。48个州及1海外领地一周时间从805例增加至1080例，增速惊人，其中18例死亡。当时美国CDC解释说这种毛玻璃肺炎可能是雾化电子烟导致的“不明电子烟肺炎”，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始终没在电子烟中找到确切证据。
…
以下是火锅大王Nate梳理的美国报道中的疫情时间线：
6月，美国CDC发现马里兰州军方病毒实验室提出了警告。
与此同时，一种被称为“电子烟病”的疾病突然出现了大幅增长，这个所谓的“电子烟病”，其症状包括发烧，产生肺炎，尤其会产生“磨砂玻璃样”外观，与新冠肺炎CT诊断一模一样。
6月27日，美国CDC发布一条公告，要求接种肺炎疫苗的老年人必须跟医生报告有没有“肺炎相关症状”。
7月1日，美国国取消了之前发布的病毒抑制剂研发招标项目，
7月5日，当地媒体报道，研究所附近的弗吉尼亚州北部出现了一种神秘的呼吸系统疾病，多名60岁以上老年人被感染肺炎，其中一人死亡。
7月11日，美国新闻报道，又有两人死于“神秘呼吸系统疾病”。
7月15日，美国CDC给这个军事研究所发函，要求他们停止大部分实验。
7月17日，这个实验室位于华盛顿的总部附近，出现了一起“神秘呼吸系统”感染。
7月18日，该事实验室被正式关停，这是见诸于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同月，伊利若斯州也报道了一批“集体性”“电子烟疾病”。 7月29日，美国CDC声称，在马里兰州跟佛吉尼亚州的两家养老院中同时爆发的“神秘呼 整个7月，美国有超过60人被感染的报道，这其中也包括一些6月发生的感染案例被延迟报道了。截止7月底，美国电子烟病发率提升了一倍。
卫健委等十部委私有化医改责任难逃
中国过了什么河？瘫痪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看到十部委医改私有化所过的卢比孔河。
摘引1：
徐实：救治新冠肺炎的多是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去哪儿了？
2020-02-18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实】
.......
2019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
《意见》发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它第一条规定：“拓展社会办医空间。落实十三五期间医疗服务体系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要首先考虑由社会(私营)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
正是这场疫情，让人民群众看到，卫健委等十部委《意见》中的改革方针是多么不靠谱。首先，《意见》假设我国公立医院系统当下拥有的资源已经完全满足、甚至超过了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所以才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然而这个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
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退潮的时候才会看到海滩上谁没穿裤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湖北省远远超过其他省市的病死率，充分说明当地现有的公立医院系统不足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医改私有化突出的武汉市和湖北省放在全国范围内还算经济和基础设施稍好的地方，2018年的人均GDP可以排到各省市中第10（不计台湾）【3】。一场疫情就束手无策，需要国家承担全部开支和派遣全国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和物质设备八方紧急援助。更令人忧心的是，公立医疗资源少于湖北的医改私有化省份还有很多，如山西、吉林、广西等等。因为他们底子太薄，16省市对口援助湖北甚至都没他们的事。假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开始爆发于这些省份，估计他们更加招架不过来。
也就是说，我国公立医院系统并不存在顶层设计者嘴里的“资源过剩”，恰恰相反，公立医院系统整体处于十部委卡压之下资源不足的状态，平时仅能做到勉强维持，遇到疫情时甚至会出现救治能力的严重缺口。
摘引2：
中国急需重建公有制公共医疗卫生体系
2007年，英国医学杂志进行了一项世界范围内的调查，以确定1840年英国医学杂志创刊以后世界上哪些发现和发明对人类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结果传染病疫情占据最主要位置，排名第二的是抗生素，第四是疫苗，都是抵抗传染病疫情的。排名第三是麻醉，是外科手术发展的重要事件。第一个治疗性药物出现在第十位，是无任何神奇之处的治疗霍乱的口服补液法。名列第一的是公共卫生设施(sanitation)。卫生设施是人类控制传染病最重要的武器。
从萨斯到新冠，二十年间两次重大疫情都不幸发生在中国，有评论说中国在同一个坑里两次跌倒。不同的是这回疫情损失惨重，至今尚未探底，损失已经大到了足以借用自由经济学派所热衷的倒逼改革一词的地步。评价十部委顶层设计的渎职破坏并不紧要，如何尽快扛过这一关才是重中之重。
转载 一
转载一篇涉及医疗私有化改革恶劣成效的经济损失总结：
黄奇帆: 肺炎疫情已造成中国几万亿经济损失(图)
新闻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于2020-02-19 8:32:19
文 | 黄奇帆
[摘要：此次疫情的发生发展是不是说明我国现有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还有很多系统性问题？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重大疫情发生、把疫情消灭在萌芽？大疫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原文太长，并且无法通过本网站的错综复杂的禁忌词关卡。)
转载 二
上图，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小河(红色)，卢比孔河。欧洲国家确实小，这条污染不堪像要随时干涸的29公里长小河，不到美国人通勤上下班的平均路程，在地图上还能那么醒目地划出来。以之代表不得逾越的底线，确实脆弱了点。然而，用它来命名二战后最大的窃听计划，书袋掉得确实不错。从港台到世界，监听、奥步和操作选举的各种花样对于普通人已不再新鲜，政客们炒作华为亦不过是老手装嫩的庸俗表演。
扬之：“卢比孔行动”
——西方的又一起“窃听丑闻”
扬之 德国时政专栏作者
2020-02-18 07:40:06
来源：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华为“谈虎色变”，死死咬定华为有政附背景，产品有所谓的“后门”。到目前为止，美国迟迟拿不出针对华为的实证，而西方情报机构进行非法窃听的行动，却时不时见诸于媒体报道中。
2013年夏，美国中情局（CIA）前职员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在香港向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和美国的《华盛顿油报》（Washington Post）披露了美国国安局（NSA）的监听项目——“棱镜计划”（PRIS-M）。
斯诺登曝光的细节令整个世界震惊哗然。当时，默克尔在获悉自己也是被窃听的目标时，说了一句至今余音缭绕的名言：“窃听朋友，绝不可行”（Ausspähen unter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
最近，德国电视二台（ZDF）的背景调查专题节目“直击21”（Frontal21）、美国《华盛顿油报》（Washington Post）和瑞士广播电视台（SRF）联合推出了有关又一起“窃听丑闻”的调查报告。
“卢比孔行动”和“密涅瓦计划”
笔者承认，猛一听到“卢比孔行动” （“Operation Rubikon”）这个名称，首先联想到的是德国作家普吕格（Andreas Pflüger）的侦探小说和据此改编的电影。
真有同名小说，但现实比小说更精彩，图片来源：bucher.de
其实，“卢比孔”（英文：Rubicon，德文：Rubikon，意大利语：Robicone）是意大利北部一条约29公里长的河的名称。在古罗马时期，该河是意大利本土和山南高卢的分界线。
那么，这个河名与情报机构的窃听又有什么关联呢？
看了德国电视二台的报道才知道，“卢比孔”不仅是一个河名，还有一个典故。
西方有句成语叫“渡过卢比孔河” （英文：crossing the Rubicon/德文：den Rubikon überschreiten），此话的背景是古罗马时期凯撒和庞培之间进行的内战。按照当时的法律，谁率军向南越过此河，即被视为挑战罗马的“叛变”行为。有鉴于此，当时任高卢行省总督的凯撒在公元前49年决定越过卢比孔河前，一直非常犹豫，但最后还是扔下那句名言：“骰子已经掷下”（Alea iacta est）。
在当时的语境下，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破釜沉舟”的意思。但在西方文化和语言中，这条河的名字从此便含有“越界”和“破戒”的意思。
由此可见，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当年给那次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冠以“卢比孔行动”代号时，非常清楚自己如此规模地在全球进行窃听是严重的“越界”行为和彻底的“破戒”。
如果说德国人做此事时还有些“良心不安”的话，那么，美国人的表现却是相当露骨地不以为然。他们径直给自己的行动取了个听似很“古典”的雅名：密涅瓦。“密涅瓦” （Minerva）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和战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Athena）。
如此取名，可以想象美国中情局对该项目的构思和效果是相当舍我其谁引以为豪。他们一直将其称为“世纪妙招”（der Aufklärungscoup des Jahrhunderts）。
有趣的是，与密涅瓦女神密不可分的是她肩头那只猫头鹰。在古希腊文化中，猫头鹰象征着智慧，敏锐和警觉。德国电视二台启动调查时，为这个调查项目取了个代号：“猫头鹰”
在数月的密集采访过程中，三家媒体的记者走访了欧洲、北美和南美的不少当事人和专家学者。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也有人首次公开谈论德国联邦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多年合作项目。
德国总理府前情报总管施密特鲍尔（Bernd Schmidtbauer）至今依然认为，当年的“卢比孔行动”让世界变得稍加安全了些。
英国考文垂华威大学（Universität Warwick）的国际安全政策教授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则称“卢比孔”可能是情报史上“最大胆，最肮脏丑陋，也是最重要的行动”。
而这个窃听行动的成功，离不开号称中立国的瑞士在其中立外貌之下所起的欺骗作用，一切始于一家瑞士公司中立招牌的”公信力“。
神秘的“克里普陀公司”
“克里普陀集团”（Crypto AG）是一家生产加密仪器的瑞士公司，创办于二战时期，总部设在瑞士楚格州（Kanton Zug）的小城市施泰因豪森（Steinhausen）。
老板哈格林（Boris Hagelin）是位俄裔瑞典籍发明家。他所造的体积较小的加密装置获得美军的青睐，挣了第一桶金，也暗中奠定了他与美国情报机构几十年的秘密合作关系。（CIA和NSA分别在1947年与1952年才正式成立，哈格林与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交情”应该比这两个著名机构本身还要早。）
哈格林，图片来源：www.cryptomuseum.com
[ 美国与Crypto的合作始于二战期间，Crypto在希腊语中本意即为：隐藏和秘密。
上世纪20年代，出生在俄罗斯的Crypto公司创始人鲍里斯·哈格林（Boris Hagelin）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逃往瑞典，1940年纳粹占领挪威时，又逃往美国。
二战期间，美国军队与Crypto签订了价值860万美元的合同，在纽约州一家打字机工厂制出约14万只M-209加密机器。
这是一种类似于音乐盒的小玩意儿，适合随身携带，随时加密信息。
战后，哈格林返回瑞典重新开设工厂。但在美期间，他已经与“美国密码学之父”、译解密码的奇才威廉·F·弗里德曼建立了友谊。
（1949年10月31日，哈格林和妻子在纽约 图片来源：新苏黎世报）
1951年，在同弗里德曼共进晚宴时，哈格林同意与CIA达成一项“绅士协议”。按照协议，哈格林将公司迁往瑞士，并且将难以破解的先进加密机供给美国批准的国家，而其余的国家只能购mai已被破解的老旧系统。对此带来的商业损失，哈格林可获得最高70万美元的赔偿。
是的，所有用户一律平等，但有些用户比其他用户更平等。
（2015年，BBC资料揭示了弗里德曼和哈格林的密谋）
1960年，CIA与哈格林签署了一份“ 许可协议 ”，CIA向哈格林公司支付85.5万美元，重申对此前协议的承诺。此外CIA每年还支付7万美元的固定费用并向公司注入1万美元现金作为“营销”费用，以确保Crypto获得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附的合同。
“信任甚好，Crypto更佳”，是这家瑞士公司的经典广告语。
据信，在德国1993年退出相关合作之后，美国方面仍控制该公司直到2018年。
加密机的“情报”与“生意”
1960年代中期，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迫使哈格林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技术援助，这样一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便得以操纵Crypto公司的算法。
1967年Crypto推出的H-460型加密机，内部算法完全由NSA设计。该公司当时造了两个版本的机器——供给“对美友好政附”使用的“安全版”和给其他国家使用的“可操纵版” (二者都可以为美国情报机构操纵)。
1960年代末，哈格林已接近80岁，他想早点退休，并将公司的控制权交给儿子。当时Crypto公司虽然有人对设备的漏洞产生了怀疑，但最终并没有影响到CIA的工作。
当时Crypto开发部主管P.F.（为了安全起见，此人隐去了真实姓名）发现了机器的漏洞。他把情况告诉了哈格斯的儿子小哈格斯。小哈格斯的态度很坚定，一旦他接管公司，他将不会再出产任何可供操纵的设备。然而他并没有等到那一天，1970年他在纽约的一场车祸中丧生。媒体关于那次事故没有确切的说法。不过P.F.认为：“那不是意外，而是暗杀。”（据瑞士媒体infosperber）
1970年德国联邦情报局（NBD）向美国方面提出合作事宜。双方最终同意以约850万美元的价格共同接管该公司。当时列支敦士登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忙隐藏了公司实际持有者的身份。记录显示：“正是通过这种机制CIA和BND控制了Crypto的活动。” ]
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期间，世界各国对克里普陀加密器的需求很大，客户遍及五大洲。
哈格林打算出让自己的公司。消息传到德国总理府，当时的勃兰特政附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最后，总理府总管恩姆克（Horst Ehmke）批准了德国联邦情报局与美国中情局的秘密合作，双方各出一半购mai金（850万美金）。
如何掩盖公司背后的真正大股东，两国间谍机构的确费了一番周折。
为了掩人耳目，决定全盘由第三国，设于欧洲袖珍国家列支敦士登的一家信托公司出面管理操作，德国慕尼黑的西门子公司在头些年派人担当董事会主席。
除董事长之外，公司里只有一两个高管知情。这家具有瑞士中立国面貌的克里普陀加密器公司被德美情报机构赋予的任务是，为各国政附军方和情报部门购mai的加密仪器设计和安装监控“后门”，在对方的计算方法上做手脚，以便德美两国的情报机构能够解密全球使用者的机密信息。
国际上，“瑞士克里普陀公司”的加密仪器产品声誉颇佳，譬如，“CX52”型加密仪被广泛宣传为“不可破解”的皇牌产品，mai得非常好。1970年，它给公司带来的收益为1500万瑞士法郎，五年之内翻了三倍多，高达5100万。
这家间谍公司的客户遍及五大洲，黄金时期的订单来自全球130多个政附、军方和情报部门。
其中包括，中东的沙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和阿联酋；非洲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象牙海岸、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南非；拉美地区的阿根廷、智利、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等。
欧洲国家也在其列，包括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土耳其这样的友邦和盟国。此外还有极力追求独立自主的南斯拉夫这样的不结盟国家。
所有这些客户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外交和军事机密信息其实一直被德美“第三只手”大量截获和破译。
而包括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所以能“幸免于难”，纯粹因为当时世界正处于冷战两大阵营对立时期。这些国家警惕性高，使用的是自己研发的加密系统，不会从西方的瑞士公司进口相关产品。
“卢比孔行动”硕果累累
这个持续很久的德美情报机构联合行动究竟有过多少斩获，我们从这次披露出来的例子中可见一斑：
1）巴拿马
梵蒂冈据说非常信任中立国瑞士的产品，但它万万没想到，德美的情报机构连天主教教宗也不放过。
1989年，美国总统老布什下令美军突入巴拿马，实施代号为“正义之师作战”（Operation Just Cause）的军事行动。通过克里普陀的加密器，监听者掌握了军事强人诺列加（Manuel Noriega）藏匿在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内的信息。
1990年1月3日，曾和美国关系非常密切、后来又跟“主子”叫板的诺列加将军向美军自首，后来用所谓的“走私du品交易”被判处40年徒刑。
2）阿根廷
上世纪七十年代，阿根廷尚处于军事独裁时期。军政附任意绑架、虐待和谋杀反对派人士。数以千计的不同政见者被军用飞机带到空中，然后将他们生生抛入大西洋。
德国北海沿岸有个叫胡苏姆（Husum）的小地方，联邦情报局在那里设立了一个监听站，取名“响板”（Kastagnette），对外挂的牌子是“联邦电讯统计局”（Bundesstelle für Fernmeldestatistik）。
德国联邦情报局在这里能侦听到阿根廷的外交和军事交流内容（譬如，军政附杀害了三万多人）。当时的德国总理施密特清楚知悉那里发生的“空中抛人”行为，但是完全没有提出反对，德国照样参加1979年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
3）智利
1970年，左翼的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当选为智利总统。右翼军人想在美国的支持下推翻他。中立国瑞士的加密仪此时帮了大忙。
负责全球电子监控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能在第一时间读到阿根廷和智利这两个国家内的交流信息，对那里的情势一目了然。
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CIA的大力支持下发动流血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总统。
在监听者眼皮底下，皮诺切特之后长达17年的独裁统治时期里有三万人被监禁，其中很多遭到了残酷的刑讯，三千人被杀害或被失踪，一百万智利人不得不逃亡。
4）马尔维纳斯战争
1982年4月，阿根廷军队占领了大西洋中的英管“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
倒霉的是，阿海军使用的正是瑞士的加密器，所有的军方内部交流信息全部被德美解密并及时转给了英方。
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本来可以依据获取的情报阻止那场战争的发生，但她面临的国内压力太大。最后，大英帝国的最后“尊严”在决策时占据了上风：撒切尔没有用获取的情报来进行外交斡旋解除危机，而是利用其进行军事打击行动。
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号”巡洋舰就是在英国获取情报后被击沉，在千余舰员中，三百多人阵亡。
“贝尔格拉诺号”巡洋舰沉没，图片来源：medium.com
5）柏林舞厅袭击事件
1986年4月5日，颇受美军大兵喜欢的柏林“美人”（La Bella）迪斯科舞厅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美国总统里根不顾智囊圈的反对，直接披露掌握了利比亚驻东柏林使馆与其国内外交部的加密通讯，认定利比亚为幕后凶手。他说：“我们的证据非常精准和无可辩驳。”
的确，卡扎非当时是瑞士克里普陀公司的大客户，因此，德美的情报机构能毫不费力地监听利比亚政附的内部交流信息。
根据三家媒体的调查，在“美人俱乐部”事件中，德国联邦情报局起着关键作用。既然是全程监听，自然就不能排除德方提前知道袭击计划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德美为何没有制止袭击的实施？
6）德黑兰“人质危机”。
1979年伊朗革命发生后不久，伊朗学生冲进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绑架52名使馆人员作为人质，以此来要挟美国引渡流亡在那里的前国王巴列维。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和中情局前副局长英曼（Bobby Ray Inman）在接受《华盛顿油报》采访时证实，那些被做过手脚的加密器在此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他透露，卡特总统当年几乎每天都要了解监听的最新情况。
结合当下紧张的美伊关系，伊朗似乎是老天派来对付美国的“克星”：以往，密涅瓦肩头那只猫头鹰传来的破译信息每每都奏效，可偏偏在对伊朗的行动中处处碰壁。卡特总统虽然每天看情报，但解救人质的军事行动还是因为恶劣天气在大漠折戟，最后导致他本人在连任竞选中败给了里根。
7）“九头蛇事件”（“Affäre Hydra”）
13年之后，发生在伊朗的又一事件（在秘密档案中被命名为“九头蛇事件”）导致德美情报机构合作的终止。
事情源于1992年3月，克里普陀公司的商务代表汉斯·布勒（Hans Bühler）在德黑兰家中被捕，罪名是“涉嫌间谍”。此后，他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被囚禁了292天之久。
布勒蹲了9个月的监狱之后获释，外人都以为是公司出了一百万瑞士法郎保释了他。其实，这笔钱是德国联邦情报局出的。
德方走出这步纯属无奈，因为美国中情局以没有为“人质”付赎金的传统为由拒绝介入。而担心监听事情可能败露的BND想赶紧息事宁人，所以在CIA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只好动用国库。
受尽折磨的布勒出狱后才一个月即被公司当做替罪羊解雇，加上他还在狱中时就被迫签署一份公司对他被捕一事不负法律责任的文件，这位当年的金牌雇员于是对此事产生了怀疑，并开始自行调查。
后来他在接受《瑞士杂志》（Schweizer Illustrierten）公开采访时说：“我掌握了新的信息，能证明我以前的公司常年为情报部门服务。”
克里普陀公司被迫因“公司名誉受损”而起诉布勒。这场“名誉闹剧”最后得以庭外解决，布勒拿到一笔钱，作为交换，他答应保守秘密。
德国“见好就收”
德美瑞三家媒体调查后发现，实际上不仅德国联邦情报局和美国中情局卷入丑闻中，中立国瑞士的情报机构也是知情者，而且还积极帮助德国和美国掩护秘密。
当事人德国总理府前情报总管施密特鲍尔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依然认为“卢比孔行动”是德美安全部门成功合作的典范。他说，直到有人开始管不住自己的嘴了，这个行动才受到干扰。
此话所指明显，那就是克里普陀公司的商务代表布勒。他的言论，致使德国总理府的负责人认为本来天衣无缝的“克里普陀神化”出现了裂缝，政治和外交风险太大。
重新统一后，欧洲邻国纷纷开始用警惕和质疑的眼光来看待德国。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德方在科尔任期内决定终止“卢比孔行动”，把自己的那一半股份以1700万美金的价格mai给了CIA。
三家媒体掌握的秘密文件显示，公司每年的经济收益作为活动经费回流给联邦情报局，而议会预算委员会和审计署对此却“毫不知情”。因为按照法规，联邦情报局对此有通报义务，因此，这一暗箱操作行为一旦曝光，后果不堪设想。
施密特鲍尔说：“在权衡了风险之后，也出于对其他国家的公平，加上针对西方的危险正在明显减弱，我们作出了走新路和将来不再进行这类肮脏行动的正确决定。”
当然，另一半的真相是，经营克里普陀公司面对当时业内的技术进步，已无太大的收益。这也是德方想“金盆洗手”的一个原因。
德国电视二台和《华盛顿油报》虽然报道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由于采访对象的国籍有所不同（德方采访更多的是德国和欧洲方面的人士，而美方肯定对美籍人士更加近水楼台），因此，三家媒体虽然同时播报，但字里行间还是能听到一些“异同”侧面的。
譬如，德美两家媒体的报道中都说美国与德国情报机构每年都会瓜分Crypto AG公司的巨额利润，但两家会经常因一些分歧而争论。至于两位“股东”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报道中透露的细节就出现了“不同”。
《华盛顿油报》写道：“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德国人似乎总是一心想着赚钱。美国人不断提醒德国人，这是一次情报行动，不是赚钱事业。”
德国电视二台的采访结果是，德国人对美国人选择监听对象时表现的“任性”感到震惊，他们抱怨美国连友邦和盟友都不放过。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和美国人不同国民性的一个侧面，同时，它也反映了有过战败历史的德国对“作恶”更加敏感一些，以及美国人作为西方世界领袖表现出的“肆无忌惮”。
在进行调查过程中，德国联邦情报局、总理府以及西门子公司都拒绝接受ZDF的采访。CIA、NSA和美国政附也对此事三缄其口，保持沉默。瑞士情报机构则干脆否认知悉克里普陀公司的真实背景。
现任瑞士情报局副局长尤尔克·布勒（Jürg Bühler）当年参与了对克里普陀公司的调查。他说：“无人能给我们提供加密器被做过手脚的证据……我们调查过公司股东的背景，但到了列支敦士登后就难以推进了……所以我们认为怀疑没有依据，也就没有立案……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被人骗了，这当然让人不爽。”
克里普陀公司在2018年一分为二：只负责瑞士市场的“CyOne AG”和负责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克里普陀国际”（Crypto International AG）。公司现任领导都表示“对这段历史不了解”。
三家媒体报道后，瑞士经济部暂时停止了克里普陀国际集团的所有出口业务。
据《华盛顿油报》的调查，美国中情局在德方出局后还持续利用克里普陀加密器监听了很久，直到2017/18年才mai掉，获利5000万至7000万美元。
结语
整个事件显示，包括针对朋友的窃听，不是如默克尔所说的那样“绝对不可以”，而是德国和中立国瑞士直接参与几十年国家监听行为。
“卢比孔行动”被曝光后，涉事部门自然保持沉默，立法机构内的各党派则反应强烈。他们呼吁联邦政附进行彻查。
自民党（FDP）议员托梅（Stephan Thomae）说：“我们要知道联邦情报局究竟干了些什么？钱派了什么用？还剩下多少？哪些国家被监听了？哪些友邦被监听了？”
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议会党团副主席冯·诺茨（Konstantin von Notz ）认为这次窃听行动“毫无道德底线”（“ohne moralische Grenze”），并已经提请联邦议会情报监管委在下次会议上讨论此事。
“左翼党”（die Linke）表示，“最严重和最不可原谅”的是，联邦政附明知有些国家发生了大规模的违反人权行为而未作出任何反应。
瑞士议会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调查，比利时的情报部门也在了解“卢比孔行动”是否也涉及到了本国。
但大家当下最关心的问题是：这类窃听行动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