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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国体,[转载]刘晓庆:如果还有毛主席
发布于2020-04-02 20:11 点击:709 评论:0 作者: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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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制是国之本质


何判断一个国家的本质?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国体”。如何判断一国体制的好坏? 七个字:是否为人民服务。


这是从昨天美国CNN著名主持人扎卡利亚怒批美国体制导致国民陷入疫情灾难时分析美国体制之害推导出来的结论。扎卡利亚本人只罗列了美国体制的三大危害,没有继续推导总结,这个总结是我(亦有其它媒体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是否以民为本”)给出的。美国CNBC新闻网近日报道称,若一名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并需要住院,那么此人将面临住院六天平均7.33万美元的医疗费。有商业医保的人,也将面临上万美元的费用(平均3.88万美元),对于81%不到五千美元存款的美国人(美國理財網站go banking rates调查结论)、超过一半被调查者达不到400元现金存款的普通美国人,专业人士建议感染新冠肺炎之后不要就医。


这当然不会威胁华尔街和国会山的美国人,但对99%运动中走向街头的那些美国人,会是一个严峻问题。



CNBC采访的专家称,节省医疗费用最好的方式,还是保持健康,照顾好自己,保持充足的睡眠、多运动并吃得健康些,以及勤洗手、避免外出聚集等等。总之就是生不起病,在美国,千万别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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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来自美国CNBC新闻网的报道


著名政论思想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说过:“在美国,权力的设计者必然造就一种力量,它只能被感知,而无法被发现。只有处在黑暗之中,权力才能保持强大;一旦暴露在阳光下,权力便将开始蒸发。”美军曾经一直延续don't ask, don't talk (莫问莫答,要你打谁只管去打)的军事原则,亦验证了亨廷顿这段话。亨廷顿还说道“不要让群氓为国家大事而烦忧”,公众应该成为顺从的生存者和消费者,并使其消费最大化。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也认为,公众必须成为“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子曰诗亡隐志,藏在黑暗之中治理国家的治理恐怕必亡。因此问题是这种隐制治国可以走多久,2012年,当美军在中东碰壁失败之后,美军延续多年的“莫问莫答”政策难以为继寿终正寝,现在,当疫情持续在美国延烧,尸骨累累,生计困难的当下,亨廷顿指出的这种“黑暗中的权力”还能走坚持多久?


『毛主席说:“这个国体问题,从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某一阶级专政的实际”


这是毛主席早在1940年1月《新民zhu主义论》中的经典论断,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恍然大悟、醍醐灌顶。(《毛主席语传》198页)

“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这句是毛主席在1940年1月,毛主席在延安一次公开讲话中说的,非常通俗易懂,确实十分深刻。

我们老说“不忘初心”,各级党员干部能不能多读一读毛主席的这句话,能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能不能把老百姓当做主人当做衣食父母来对待呢?


那些腐化堕落的,贪wu腐化的干部们恐怕是做不到的,或许这也是某些人反毛,贬毛打左灯朝右拐的根本原因。』


上面这段摘自网上一篇评论文章,原文为转载,没见到作者署名。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菲利普·泽利科评论今天的美国疫情时说,在很久以前,情况远非如此,那时候美国在全球彰显自己的能力和信心。泽利科曾在5届政附任职并担任过“9·11”委员会执行主任。他说:“美国曾经有不受意识形态影响、超级务实、能解决问题、出类拔萃的名声。美国的这一形象是通过努力得来的,因为人们看到美国几乎完美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如果你把这种形象与今天的美国形象对比,就有点令人沮丧了。”

人算不如天算,历史有时充满运数。欧美如此,中国的改革似乎也是如此。改开家处处借口学习美国,借口倒逼改革来推行私有化,一些官员走的比美国还旁门左道,吃相比美国还难看。结果,五十会新自由经济学家算尽机关没算到天兵,一切还是人算不如天算:美国榜样的前车之鉴来了。


诗之。




国       体


文/湯安



汴梁胡辣尚经营,风气于今几变更。
民贵君轻犹拓写,人民万岁聩声冥。
维新灭后无皇旨,宣统囚来哪贵卿。
体制私公关废兴,拙中藏巧看天兵。




胡辣,开封胡辣汤,被认为是东京汴梁最古老的历史小吃,延续千年以上。首联“更”字用「打更」的“经”音。宣统,末代皇帝,贵卿,近来某马屁精嘴里的贵族。天兵,见上。




刘晓庆:如果还有毛主席这样的人,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作者:主编张桐    来源:东方红内刊  发布时间:2020-07-12 12:18:54

 





刘晓庆说:“我见过两次毛主席。一次他站着,一次他躺下。一次他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我们外地来的卫兵;一次是在毛泽东纪念堂,我排队瞻仰他的遗容。

 

每个人都说,初恋最令人难以忘怀,我遍寻记忆的苍茫大海,找不出我的初恋。在我的少女时代,我最热爱、最崇拜的男性是毛主席。我把所有纯真的爱情,全部的憧憬和希望,都奉献了他,我对他顶礼膜拜。毛主席,他拥有我全部年轻的爱。”

 

在回顾那些“幸福时光”时,仍然饱含热情,在她的回忆文章《我在毛泽东时代》中有这样的叙述:

 

“8月31日,凌晨6点钟,我们全部从睡梦中惊醒……集  合齐,坐上车,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天安门广场变成一片绿海。我们睁大眼睛等着、看着。天空中逐渐透出晨曦,天安门广场显现出它雄伟庄严的轮廓,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开始热了。

 

我们等啊,等啊,眼睛望穿了……有的红卫兵开始打瞌睡,他们把头趴在膝盖上,一会儿突然从膝盖上滑到地上,马上爬起来,睁开眼睛看一下周围,然后又趴到膝盖上,重复着艰难的睡觉动作公式。有的红卫兵干脆躺在地上,枕着帽子和书包,进入了梦乡。

 

我站起来,看看天安门广场,长达几公里的广场上盖满了东倒西歪的卫兵们,像激战以后的战场。我坐下来,也不由得上下眼皮打架,眼睛一眨一眨,被笼罩在困倦之中。

 

”突然,一阵从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地奏响,所有的红卫兵都从地上跳起来。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我们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我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楼!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我们像橄榄球员一样,一个摞一个拼命地呼喊:‘毛主席万岁!

 

……在这瞬间,我见到了毛主席!……我全身瘫软,被架空在无数红卫兵的身上,从头到脚暖洋洋的,无限地幸福笼罩了全身,我的眼泪湿透了绿军装的前胸,我忘记了一切,什么学习成绩,什么前途,什么生命,都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那么不值一提,一切都不能和这个瞬间相比,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当然,我还有个深深的遗憾,我没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虽然恨不得变成神仙和大侠,从人群中飞跃过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当然我不可能做到。

 

那一天,同毛主席握过手的成了我们最高等的幸运儿,我们所在的二等、三等幸运儿都扑上去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点把他撕得四分五裂!”

 

刘晓庆回忆中的狂喜岂止是一个人的狂喜,这是1000多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过大检阅的幸运儿的共同记忆,是铭刻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悲喜交加的青春画面。

 

如果有哪位能够像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如一地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站在工农兵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始终为了人类平等公正坚持真理扞卫世界正义。那么,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我相信当今时代人民的觉悟,会更加坚定不移地为这样的领导人付出一切!


中国“社会办医”为什么对美国疫情视而不见?
吴铭·20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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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铭(20200405)

据报道,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4日15时28分,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300915例,累计死亡人数达8098例。

显然,疫情在美国已经完全失控了。

如此多的“枉死”者,不知道会有多少“一地的无主手ji”;是不是可以说,美国抗疫“没有胜利,只有结束”、“付出的只有代价”,要不要“追责”;要不要有人写点日记,说点“真话”,是不是“原本可以避免”;特朗普说,要是把死亡控制在10万以下,就是“干得不错”,这叫不叫“把丧事办成喜事”。

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美国疫情如此泛滥、死伤如此严重,与中国国务院十部委“社会办医”的医疗体系改革是什么关系?

中国的“社会办医”,在某些布委“限制公立医疗规模”、“支柱产业”、“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等政策青睐下,已经占据中国医疗的大半壁河山。


按照某报的说法,由于这次疫情,抗疫的好事,都让公立医院、解放军医院的医护人员给抢了,所以,导致“社会办医”所占医疗床位很少,英雄无用武之地,颇有明珠投暗、生不逢时之感慨之失望。

3月底,笔者曾经给中国的“社会办医”指出了一条明路:借着美国疫情爆发这种千年不遇之绝佳战略机会,派出“社会办医”的几万医疗大军,远涉重洋,去抗击美国疫情,必能“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一扫“社会办医”改革硕果于此疫情中之名声扫地。


所以,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中国的能力超强、声望日隆、受到若干布委大力扶持的“社会办医”,就应该迅速组成医疗大军,带好特瑞西韦等药物,紧急支援山巅灯塔国,而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坐视灯塔国疫情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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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预期他们4月1日就整装出发。

今天是4月5日了,我除了得到美国疫情迅速恶化、枉死数量急剧攀升、从中国进口大量医疗物资、抢劫其他盟国医疗物资等消息之外,我没有听到中国“社会办医”出征美国的任何消息,未知是何缘由。平时对美国那么地崇拜、敬仰、向往、亲昵,殷切地接受其耳提面命,怎么美国那厢遭受疫情灾难了,你们却不愿意伸手襄助呢?是无能,还是无心?不管是无能,还是无心,于情于理、于公与私,都不是什么好的表现。

不过,我仔细一想,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办医”不去美国协助灯塔抗疫呢?大约有以下原因:

一是美国的“社会办医”,不是比中国完善、美好十万倍吗?中国的“社会办医”,不就是美国的小学生吗?人家的医疗体系更发达、更先进、更完善、更文明、能力更强,人家医疗产业所占GDP雄居世界第一!人家是应对流行性病毒最充分的国家。人家总统信心百倍,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正劝说民众只应安步当车、无须庸人自扰。甚至,中国著名医疗专家张文宏主任早就说了,“2009年美国流感疫情爆发,一开始也很紧张,但当时美国强大医疗体系可以应对过去,现在新冠病毒在美国的发病人数也应当还在美国的射程范围内。”又说,“我们不需要太为美国担心,人家没有那么弱。”还说,“比较美国和新加坡,可以发现国际发达国家通用的防控策略,采取的都是较为稳健的策略。和新加坡类似,美国没有宣布取消大规模的活动,没有强调口罩的重要性。”人家祖师爷在美国正信心百倍地等待打倒这场疫情呢,这是展示祖师爷能力、展示其发达、先进、文明的医疗体系,以便于给全世界医疗改革做出示范的绝佳机会,证明在医疗卫生领域“与国际接轨”的科学性,岂容中国的“社会办医”这些小后生抢人家的风头?

二是鉴于自己的祖师爷正要展示自己的先进、文明、发达、人权、民煮之类,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国的“社会办医”,自然很知趣,自然不敢去搅祖师爷的场子、不敢抢祖师爷的功劳。

三是也可能,中国的“社会办医”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行,是个滥竽充数的货。在中国,公立医院、解放军医院、“社会办医”大家一起抗疫,最后,抗疫成功,所以,它敢叫几声“社会办医抗疫也硬核”,从成绩中分得一杯羹,这恐怕叫“贪天之功”。但是,真要到美国,如果美国人让其自己承包某一个地区,相当于单个较量,恐怕就现原形了,所以,它就不敢去了。

四是市场原因。大家知道, “黄金有价药无价”,医疗卫生,那是个超级大市场,可以赚很多人的很多钱,所以,可以成为支柱产业。在中国,不是有那么些个西医医院,宁愿把人治死,也要坚决拒绝中医中药吗?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如果让中医成为抗疫主力,那么,控制中国医疗市场、以西医为主的资本,如何赢利?今后如何成为“支柱产业”?所以,排斥中医中药,在所难免。这也是医疗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那么,在美国,如此疫情,美国医疗资本必然会“财源茂盛”“生意兴隆”!那美国的“社会办医”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了,必然是大赚美国民众的医疗费,其医疗GDP岂止是世界第一,简直可以是世界各国医疗GDP之和,甚至还要大很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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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瓜,人家美国“社会办医”当然要自己独享,岂容来自中国的“小徒弟”来瓜分?

想到这一节,中国的社会办医,于情于理、于公与私,恐怕就更不敢远赴美国了。


资本主义与美国对此次疫情的反应

Capitalis-m And The American Pandemic Response

https://youtu.be/zeF2rkyxDIo

( ͡° ͜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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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沃尔特:

特朗普总统与美国国家能力的丧失

斯蒂芬·沃尔特
哈佛国际关系学教授


2020-04-02
最后更新: 2020-04-02 09:09:49


【文/ 斯蒂芬·沃尔特】

美国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声誉一直是其力量的最大来源之一。然而,新型冠状病毒足以将之终结。

无论美国政附如何回应,美国终究无法完全从COVID-19疫情中幸免。截止目前,即便像新加坡这种在应对疫情方面达到“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的国家,也出现了数百例确诊病例。

然而,特朗普政附那迟来的、利己的、混乱的和音盲般的(tone-deaf)反应,却会使美国人丧失数万亿美元和成千上万个本可被挽救的生命。即便“由于缺乏准确数据而使风险被夸大”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特朗普的执政方式和政附的反应失误,依然挥霍了公众的信心,使其后续采取的更加符合标准的回应也站不住脚。尽管他矢口否认,但特朗普依然要对美国今天的状况负责。

然而,这并非美国遭受的唯一损失。这种史诗般的(epic)政策失败并没有使美国“再次强大”,反而会进一步损害美国作为一个行事有效的国家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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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建立在三个支柱上。第一个支柱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结合。美国拥有着全世界最大体量也最高水平的经济,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些特征最终使得美国能够缔造和维持其竞争对手无法匹敌的军事力量。这些资产的聚合,使美国在全球拥有最强的话语权。

第二个支柱是一系列盟友的支持。没有哪个国家会赞同美国政附想做的所有事情,甚至于美国的一些州也几乎会反对联邦政附所寻求或代表的一切。但是,很多国家都明白它们会从美国的领导中受益,并且通常愿意与美国保持一致。尽管美国几乎总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行事,但因为利益一致,美国很容易说服其他国家与她同行。

第三个支柱则是对美国能力的广泛信心。当其他国家认识到美国的实力、支持美国的目标、相信美国官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这些国家更有可能追随美国的领导。但如果它们质疑美国的力量、智慧或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那么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必然会受到侵蚀。这种反应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美国领导人透露出自己是个无能之辈,那么其它大国又为何要听取美国的建议呢?简而言之,在能力方面享有声誉,可以成为关键的力量倍增器(critical force multiplier)。

美国人曾享有的光辉声誉是数十年建构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工业实力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道路、铁路、桥梁、摩天大楼、水坝、港口和机场所构成的网络,曾经使来到美国的外国游客眼花缭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以及马歇尔计划和登月计划等创举都提升了美国的形象:在美国的土地上,人们知道如何设定远大的目标,并最终将其实现。

甚至诸如越南战争的失误也没有完全破坏包围着美国能力的光环。的确,冷战的和平结束以及美国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驱散了“越战的幽灵”,使得美国的自由民zhu资本主义模式看上去是可以被效仿的“显学”。

此外,持续的技术创新浪潮(包括个人计算机、智能手ji和所有这些花哨的创造),都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全世界都认为美国是一个精英化的、有成就的——最重要的是——有能力的国家。难怪包括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在内的专家们会将美国模式描绘成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告诉有抱负的国家: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穿上“金色紧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就必须变得更像美国。

然而,过去的25年里,美国在挥霍其宝贵声誉(负责任的领导和具有基本能力)方面却做得格外“出色”。它们可以拉出一长串的违章罚单: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白宫实习生不负责任的调戏;小布什政附忽视了“9·11”之前的恐怖袭击警告;安然丑闻和马多夫骗局;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和2017年玛丽亚飓风的笨拙反应;无力赢得或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对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不明智的干预;2008年的华尔街危机;波音737MAX客机的空难;以及共和党的领导多引起的“政附关门”,等等。我们也不应忘记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以及其他许多人长期隐瞒的犯罪行为,以及与前者关系密切的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肮脏故事——他在纽约监狱中的适时死亡,使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他(以及其他人)的不法行为。

与此同时,美国一直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拥有最具能力的官员、运转最好的企业、最先进的金融公司和最贤达的领导人。然而,前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对苏联生活的描述,似乎比美国人所承认的更符合美国人的切实生活:

“(我们)监守自盗,收受贿赂,在报告中、报纸里、甚至在讲台上撒谎,一边相互授予勋章,一边沉迷于谎言。整个国家全都如此——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紧接而来的是COVID-19的爆发。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处理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令人尴尬的惨败(尽管已经被多次警告),不过这种局面也完全可以预见。他漫长的商业生涯验证:相比于领导者,特朗普更像是一个表演者;相比于管理复杂的商业运作,他更擅长蒙骗他人和逃避责任;他杂乱无章的个人生活同样释放出了清晰的信号。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完善了谎言的艺术,逐步将管理团队中真正的专家清除,取而代之的则是二线的雇佣文人、谄媚者及其不称职的女婿。当面临需要成熟的领导才能解决的突发性复杂问题时,特朗普不可避免地会处理失当,然后推卸责任。这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角色失败,即便在情况更为糟糕的时代也不会出现。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都只是对此略感惊讶。

美国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可以做出正确乃至更好选择的声誉,又是怎样被挥霍掉的?我不能确定,但是我有一些大胆的猜想。

问题的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对其辉煌历史的傲慢。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现代世界中最幸运的国家,美国人甚至开始认为成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必须去争取、培育和保护的东西。尽管出现了前文所述的诸多警示,但这种自满情绪却使美国人愿意下注在完全没有经验的领导层身上。

我倾向于认为,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是:被放宽的评价标准以及拒绝追究民众的责任。我们可以在许多的大学中看到,成绩通胀(grade inflation)的趋势根深蒂固,教师们少有动机对差劲的论文进行严厉批评,而学生们则将更多的关注放到体育队伍而非真正的学术成就上。最近的大学招生丑闻更是暴露出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有钱的父母会不遗余力地让孩子进入其力所不能及的大学,而大学本身也同样为校友子女(“学校遗产”)或主要捐赠者的后代预留名额。
我关注高等教育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一行业最为了解,但上述问题却并不局限于此。在当代的美国,即便首席执行官们出现管理不善(比如波音),也可以带着数百万美元的“金元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离开;小布什政附内的高级官员和外部鼓吹的“啦啦队”欺骗了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使美国卷入了一场愚蠢的中东战争。

可是,他们之中却几乎没有人遭受到不利的职业影响或个人后果;华尔街的公司可以融合贪婪、漠视和欺诈来重创经济,但没有人会被调查,更不用说被起诉;功勋卓著的将军们喜欢在遥远的战场中“坚持到底”(staying the course)而又无法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却可以作为受人尊敬的专家,退休进入公司董事会并谋得高位。与此同时,告密者和恪尽职守的公务员却因为试图履行誓言而遭到诽谤、解雇甚至更为严重的对待。当正直和奉献没有回报,而失败又得不到惩罚时,一个国家的能力必然会受到损害。

进一步推测的话,我怀疑更为广泛的自利文化潮流也是原因之一。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不是圣徒,但他确实将自己的成年生活奉献给了公共服务,并告诉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然而,当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后,美国人被告知:政附是敌人,“贪婪是好事”(引自电影《华尔街》),市场就是一切,公共服务要被贬低,傻瓜才会去纳税。数十年来,美国人花费大量时间来清理公共机构,但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对真正的“公共问题”却毫无准备。特朗普本人就是这种趋势的典范:一个严肃的国家,怎么可能选择一个明显不称职的且拥有长期失败与欺瞒记录的自我推销者作为国家领导人呢?

我是否夸大了这个案例?也许。的确还有很多的美国公司持续着出色而创新的工作,还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与学者们致力于寻找真相而不是赚快钱,还有很多地方、州和联邦的政治家与公务员更重视善举而非寻求连任或中饱私囊,还有很多敬业的教师和努力的学生在美国教育系统的各各层级之中。但是,腐败现象也同样普遍存在。

如果这种趋势没有得到逆转,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会继续衰退。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抛出“美国第一”的理念并有意选择脱离世界,而是因为全世界不会像以前那样认真地对待美国的理念或建议。他们也许会倾听,他们可能会不时地表示赞同,但对美国领导人所寄托的敬意却会逐渐褪去。一旦COVID-19疫情结束,美国人很可能会懊恼地发现其他声音(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尊重。这并不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但这个世界将会与美国人所习惯的有所不同。在变化的临界地带,世界政治的宽广轮廓和世界经济的某些重要方面,将不再会如从前一般偏袒美国。

这种情况能够得到解决吗?我不知道。文化腐朽不能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甚至“耶利米哀歌”来解决。人们或许希望当前的危机能够提醒足够多的美国人:让贤能而可靠的人担任关键领导职位至关重要,让相关人员为腐败、任人唯亲或完全无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有效的公共政策至关重要。无论你喜欢的是强政附的福利国家还是弱政附的自由主义国家,你首先应当希望它拥有渊博而敬业的专家,从而可以采取具有能力的领导。无论下一任总统是谁,他都需要为其政附配备可以胜任被指派工作的人员,而不是那些因为对某个人忠诚或谄媚才被选中的人。

美国人需要反思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获得招募和奖励的都是那些最善于将自己mai给出价最高的人。而正是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花费了数月时间和数十亿美元来为2020年大选做准备,却最终要让国民在三个白人老头之间做出选择。就此而言,美国人应该反思:花费一整年的时间去选举一个任期四年的人是否真的有意义?事实上,其他先进的民zhu国家都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但即使我们现在身处这种情形,也让我们废除荒谬的选举团制度——它确实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遗物,在系统地剥夺全国大部分地区选民的权力。

展望未来,政治的根本变革可能是我现在仅能看到的一线希望。当前,美国正在经历自20世纪30-40年代以来最大的危机,但昔日的美国比现在更能应对这些挑战。当时,上一代的美国人最终应声而起,向本国和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国家可以做些什么。现在,美国人必须记住过往的经历,抛开过去几十年的傲慢、分裂和放纵,证明他们的国家仍然有能力找到什么需要去做——然后,他们就会去做需要去做的事情。

【本文为《外交政策》网站2020年3月23日文章,原载“同济战略派”,翻译:刘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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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巴黎日记:福山教授这么说,我很失望


宋鲁郑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2020-04-03 08:23:13字号:A- A A+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年4月1日 星期三 晴

到四月了,感觉春天真的到了。

但是,当中国在尽享春天的时候,整个西方却已经与春天无缘了。

当然对于热爱生活的法国人来说,是很难被罚款和警察吓住的:自隔离令实行以来,已经有近36万人违规外出被处罚。一位华人告诉我,他所在的公寓门卫感染了,但此前他每天都出来遛狗,想想都觉得极其恐怖。

今天刷遍华人微信圈的消息是法国和美国争抢中国口罩事件。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都知道法国向中国订购了10亿只口罩,分56次运抵。4月1日抵达的这批口罩,原本是要发往大东区,这也是法国遭受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是就在机场停机坪上,差点被美国人mai走了。

大东区区长让-洛特纳称,“在停机坪上,美国人拿出钱,开出了比法国开的价高三倍或者四倍的价格,因此真的需要为之而战”。洛特纳还抱怨道,“这很难办,我们全天候奋战,就是为了让口罩到货”,他还透露他所管理的大东区专门为进口的口罩准备了一个特别办公室,专门来“赢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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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截图

此前,一架载有约800万个口罩的“安-124运输机”从中国运抵巴黎瓦特里机场,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法国方面甚至出动了警察、宪兵和战机维安巡逻,被法国媒体形容为“我们运送口罩就像是在运送黄金一样”。

虽然西方国家互抢口罩并不是第一次,但美国这次的举动还是令人震惊:不仅在本国领土上抢,还跑到另一个国家去抢,实在是令人瞠目。

据法国媒体报道,美国全球四处订购计20到30亿口罩,经常货都不看就付出两倍的价格。而法国则是货到付款,无论是价格还是付款方式都不具竞争力。

直到法国媒体爆料,全球才知道这并非个案,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区长在接受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访谈时抱怨,称有美国采购者抢夺了法国从中国预订的部分口罩。



由于发生在4月1日,一开始还以为是愚人节假消息,但很快法国主流媒体都报道了。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受害人法国保持了良好的风度,没有对美国人的霸道行为表示不满或者抗yi。

从德国对意大利动手,到意大利对希腊动手,再到美国对法国动手,西方盟友之间还真都不客气,连一点规则、一点情面都不讲。都说西方民zhu国家之间从不发生战争,如今为了一个口罩都大打出手,怎么可能不发生战争呢?理论上的普世价值到现实中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自从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中国和西方的表现完全呈现在已经高度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世界上。作为一名研究制度对比的学者,我也特别期待西方学者的看法。这其中对美国著名学者、能根据历史发展不断修正自己观点的福山最为期待。

果不其然,福山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最新思考:《到底什么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大西洋》是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次数最多的月刊,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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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谈“到底什么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图截自《大西洋》官网)

但这一次,福山又令人失望了。他对比了东西方的表现后结论居然是:“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而是一个政附的能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对政附的信任”。

虽然福山这个结论等于承认中国政附的能力和人民对政附的信任,但作为一名学者,仅走到这一步是明显不够的。这样的事实,任何人都看得出来。



当中国率先对抗疫情的时候,西方不是一边倒地认为是中国的制度导致的吗?当中国第一个战胜疫情、西方却深陷疫情危机的时候,怎么就变了?疫情之初,西方一边倒地指责中国、指责中国政附,但等到西方爆发疫情,却又开始倡导说这是一个人类共同面对的敌人,不要批评,应该团结一致对抗。这样的双重标准,难道不是一个学者应该避免的吗?


更何况,一个政附的能力和人民对政附信任难道和制度无关吗?没有政附的优异表现,何来人民的信任?福山把美国人民对政附的不信任归因于特朗普,可特朗普就是美国民zhu制度的选择和运行结果。人民不信任特朗普,难道不就是不信任这个制度的运作结果吗?

更何况,根据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他们的政治人物都是受到严格制衡的,权力是关在笼子里的,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决定国家和制度的命运。美国政附一再关门的时候,西方(中国也有人)不是一直在辩护说:“看,我们政附关门都不影响国家正常运作”,还当作制度优点来炫耀呢。怎么现在就变成特朗普一个人就造成了美国政附失去行动能力?一个人就造成了政附失去信任?

尤其诡异的是,自美国发生疫情之后,特朗普的支持率竟升到入主白宫后的最高值:49%,达到他被弹劾时的最高点。看来美国人民也不支持福山的结论嘛。



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福山没有回答是什么因素驱动政附去运用这种能力。福山当然清楚,论能力西方政附并不差,后来许多西方国家不也是采用了中国式的封城吗?就是手ji定位,不也有越来越多西方国家采用了吗?甚至法国都可以动用11万警察和宪兵去执行隔离令,这可都是超过中国的措施啊。但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在危机之初不惜一切代价去抗击病毒呢?

在我看来,东西方制度的两大差别决定了能力的运用问题。

一是政治传统不同。

中国文明之初就产生了民本思想和天命观,即政治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利益,如果不以人民利益为重,就失去执政的资格。

西方发展到现代,形成了契约性、打工性的政治关系:民众用选票选择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为人民服务,政治人物干得不好就下台。政治人物从政的目的并非是人民的利益,是为了权力和政治资源,为人民服务是契约强加给他的。

所以西方政治人物遇到问题,首要考虑的并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比如采取中国的措施会损害经济,影响支持率,进而影响连任。这一点,就是福山也不否认:西方民zhu国家的领导人为了避免伤害经济和保护他们的个人利益而淡化疫情的危险。像特朗普在前几天还无视疫情一再强调尽快复工,就怕经济下滑影响他连任。

第二是体制和政党关系不同。

中国的政党和体制命运密切相联,政党如果失败,也就意味着体制的失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建国后一直强调如果解决不好问题就会“wang党wang国”,具有强大的危机意识。

但西方政党和体制的命运是脱离的,一个政党表现再差,失败甚至消失,都不会影响到体制。所以政治人物面对问题根本没有多大压力去解决。这也是我此前日记所提到的为什么西方体制不怕出问题。

正是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在抗击这次疫情里展现了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西方则展现了强大的不怕出问题的能力。从而也决定了东西方政附虽然都有能力,但在运用能力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也直接决定了双方在抗击疫情中完全不同的表现。一个政附再有能力,它没有动力去运用,还不是等于零吗?

最后我对福山还有一问:如果东西方在抗击疫情的表现差异和制度无关,那和什么有关?人种吗?宗教吗?

虽然我对福山的研究成果很失望,但我更失望的是,即然他回避了制度对比,提出了一个政附的能力和信任决定抗疫表现,但如果他能进一步分析中国是如何做到政附有能力,人民有信任,这仍然可以算是一个学术突破。可惜,他把这个机会也白白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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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前的日记里提到过对福山的期待,非常想知道经过这次疫情,他对东西方的问责制是否有新的解读。

2014年9月,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zhu全球化》。他把强有力的政附、法治以及民zhu问责制,看作是维系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最基本要素,他认为中国和西方比,最大的欠缺是法治和问责。这一次疫情,中国大量官员因为失职或不称职被迅速问责,可是西方的表现比中国糟糕的多,却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面对现实和理论的巨大鸿沟,自然是期待福山如何修正自己的理论或者有新的学术突破。

但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突出现象和关键的问题,福山居然不着一字。他看不到或者意识不到的可能性很小,失语的可能性更大吧。当然我也理解,当一个学者发现自己的结论被现实否定的时候,是何等的痛苦。

当然,也可以认为他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为西方制度辩护,而不是学术。如果是这样,那就好理解了。学术一旦直接为政治服务,出现这样的研究成果就不意外了。

法国爆发疫情以来,最具争议的事件是3月15日照常举行第一轮市长选举,上千万没有任何防护的人走出家门投票。前卫生部长布赞女士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后,突然接受《世界报》专访,指出自己在1月就向总统和总理提出取消这次选举。现在这场风波又有了新进展。法国民zhu运动党主席贝鲁接受媒体采访爆料说,当时总统马克龙想取消,但反对党不同意,认为是对民zhu的攻击,是可耻的。

不管这个爆料是真是假,但一个执政党和总统,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意见,他必须就此做出判断和决策,不可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极右政党天天反移民,反对欧盟,难道法国就可以不接受难民?退出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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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法国有不少好消息。一是兽医也集体行动起来,积极响应政附的号召,随时加入抗击疫情的行动中去。目前法国有18000名兽医,是一个很庞大的后备军。此前也有报道,欧洲开始把动物使用的呼吸机用于抢救病人。二是法国已经有25万平民报名后备军,目前已有5万人参与抗疫。三是法国还有一个空前的变化,那就是监狱的犯人也开始造口罩了。当然媒体说他们是自愿的,也有收入。

不管怎么说,动员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还是值得肯定的。

另一个好消息则是土耳其也对西班牙和意大利展开援助。中国领衔的援助行动,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但愿没有人指责土耳其别有用心。

西班牙又迎来黑暗的一天:一天激增超过7000例,确诊总数突破十万,和美国、意大利并列三个确诊人数达到十万以上的国家。死亡人数则超过800,累计突破9000。

而初期推崇“群体免疫”、不在乎疫情的英国继续酿成恶果:一天死亡超过500人,再创纪录。其中有两名年仅13岁和19岁的青少年。

欧洲的重灾区意大利持续高位波动,死亡人数仍每日多达700人以上,新增确诊人数又开始上升。现在说意大利出现从上升到下降的拐点还是太早。

今天全球又增加一个确诊人数超过一万的国家:奥地利,仍然来自欧洲。现在奥地利还是西方第一个强制民众戴口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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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强制要求所有超市顾客戴口罩

我一直很不明白面对这样严重威胁公共生命安全的疫情,西方为何反应如此迟钝?民众怎么就好比失智的羊群,政附说戴口罩没有用就没有用了?面对这并不复杂的问题,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呢?好在西方这一次有进步,没有一起谴责奥地利。或许因为奥地利是西方国家的一员,他们即使不赞同,也不愿意批评吧。

法国单日医院统计死亡人数第一次突破500,总数突破4000。除医院统计的死亡人数外,养老院的死亡人数也达到570例。随着疫情的恶化,民众对政附的信任继续下降:近六成人(59%)没有信心。

面对严重的疫情,法国政附又不得不思想继续解放。今天总理通过视频接受议会质询时说:“政附对追踪人的活动轨迹并不持敌意”。看来法国下一步就要启动手ji全球定位了。当然总理也说要一定合法。怎么合法?自然是修改法律,让这样的措施合法啊。

至此,西方眼里中国专制的办法它们就要全盘接收了。这是多么高的代价才换来的啊。

今天美国确诊人数不可思议地达到21万例!单日死亡超过800!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名6周大的婴孩病亡,这应该是全球首例。不知道美国要严重到什么程度才能学习欧洲呢?

世卫组织又一次发出警告了:一周时间全球死亡人数已经翻倍!很快将有一百万人感染,5万人死亡。就在今天,已经超过90万大关了。但愿这残酷冰冷的数据能加速唤醒整个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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